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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学家的挑战

2000-05-18 来源:光明日报 杨辉 我有话说

长期以来,在公共卫生及管理领域中,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两个基本研究工具。在描述和分析群体疾病和健康问题方面,公共卫生专家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能力似乎非常强有力。他们已经回答了,或正在准备回答人群的疾病和健康状态如何,以及什么是其影响因素的问题。但是在解释为什么存在这种疾病和健康状态的原因时,传统的流行病学家和卫生统计学家却遇到了挑战,他们的推论往往缺乏深刻的社会学证据和意义,以及基于人性上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的医学院建制模式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开设过《保健组织学》课程,以至到文革后重新发展成为《社会医学》。这门伴随“国家监督”出现的、源于19世纪欧洲的科学,注重自然、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期望通过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和立法监督,改善人群健康状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性的政策和技术已经开始向高技术和高情感相平衡的方向转变,社会的变迁使人们更希望预测到未来社会中的人们的观念、价值和相互关系。而对于医务界同仁来说,医学社会学却是他山之石,因为大多数医生和卫生管理者出身于医学和公共卫生,对社会学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了解得较少。

《医学社会学》(第七版)的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著名社会学家的理论和研究,阐述患者行为的社会学起因和表现。比如,对紧张的研究不仅使我们掌握其对疾病的影响,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广泛(诸如自杀、精神健康、不良行为等)的社会问题;对健康行为的阐述使我们知道了这种行为的广泛性,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传播过程,并且了解到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对预防保健需求较低;求医的社会心理模型告诉我们,患病后寻求服务行为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和支付服务的能力,提示我们分析未就诊原因时不能仅涉及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对社会学产生的深远影响的帕森斯“病人角色”概念是本书的精华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患病行为的思维框架,让我们更清楚地考察患病与社会的关系。

对服务提供者行为及其社会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该书的特点。书中以美国医学协会创建到衰落的过程为主线,考察了美国医生职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这与中国医生职业的发展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中美两国的医生均具有威信、权力和地位,但医生的权力结构和变化显然表现迥异;中国和美国社会都在变迁之中,不过社会变迁对医生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美国社会将对医生施加更多的政府调控,而中国有望开放医疗市场给医生以更宽松的竞争和行医环境,书中对变迁社会中医生职业的外部影响进行了精辟的描述。

展望未来,我国的卫生服务正在由僵化的计划模式,逐渐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因此,卫生管理者要更多地关注患者和医生的行为和观念,并深入考察他们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研究者们具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不但可以熟练地描述群体健康和疾病以及卫生资源的状况和特征,还可以试图更深入地发掘和诠释这种状况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的原因。在强调政府行为和立法监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社会变迁和政府政策对医生和患者行为的影响。

(杨辉: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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